本該是一場激動人心的表彰大會，被開成了一場“危機大會”。臺上嘉賓一口一個“挑戰”，臺下近900位企業家卻聽得津津有味。

    “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增量市場轉為存量、新技術迭代加速的新形勢下，中國制造業過往的優勢已難適應白熱化的市場競爭。”全國工商聯副主席、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東生在11月28日召開的2019粵商大會上直言，“亟需推動企業的轉型升級”。

    李東生的觀點代表了臺下大多數廣東企業家的心聲。在過去幾年時間里，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開始不斷傳導到他們所在的行業、企業，日子慢慢變得不好過了，訂單減少、增速放緩。

    既面臨挑戰又恰逢機遇

    之所以將粵港澳三地的工商界人士齊聚一堂，是因為當前粵港澳大灣區既面臨挑戰又恰逢機遇。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創院院長、原北大副校長海聞認為，與世界其他先進“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仍然“有差距”。

    海聞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世界一流灣區，在高等教育規模和質量、城市配套設施、基礎研究差異上均存在不少挑戰。

    以科技研發投入為例，粵港澳大灣區研發經費投入占GDP的比重落后于世界其他三大灣區。對比數據看，粵港澳大灣區研發經費投入占GDP的比重僅為2.4%，低于東京灣區的3.7%、紐約灣區的3.1%和舊金山灣區的6.1%。

    另外，在高等教育人才占總人口比例方面，粵港澳大灣區以18%落后于東京灣區的37%、紐約灣區的42%和舊金山灣區的46%。

    但在海聞看來，這恰恰又是粵港澳大灣區帶給企業家的最大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是制造業基地、進出口貿易中心和采購中心，也是國內創新龍頭企業最密集、PCT國際專利申請量最多、創新市場成熟度最高的區域。

    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具有“規模經濟”帶來的成本優勢，適合發展中等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粵商則可以在國際市場上發揮出中國企業新的‘比較優勢’。”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則在論壇上表示，隨著人口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粵港澳大灣區的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他研究了國內四大都市圈后發現，粵港澳都市圈、長三角都市圈、首都都市圈與成渝都市圈以7%的面積集聚了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貢獻了近50%的GDP。

    他認為，未來的粵港澳大灣區將會是世界上最大體量的灣區和大都市圈，2050年人口或將達到1.2億至1.4億的龐大規模。這將為粵港澳三地粵商提供一個非常好的共商共贏的平臺。

    三地工商界合作已是共識

    實際上，合作帶來的最大公約數，在粵港澳三地工商界早已是共識。

    明陽智慧能源集團股份公司董事長張傳衛舉例稱，粵港澳大灣區每年的能源需求量大致在7000億千瓦時，每年仍有7%左右的新增需求，但大灣區能源結構中的80%需要通過化石燃料獲得。

    “要解決能源結構轉型升級的需求，必須要依靠新能源。”張傳衛介紹稱，明陽集團突破了在中國東南沿海臺風區利用海上風能的核心技術，創造了全球海上風電創新排名第一位、海上風機訂單量全球第一的成績。

    而成績背后是粵港澳三地協同創新的故事。張傳衛表示，正是因為在攻克海上風電技術難題過程中，明陽集團與港科大、澳門大學、廣東省內科研院所等組建的2000余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聯盟，才在海工技術、控制電路技術、空氣動力技術等方面形成了龐大的創新協同體系，最終加速了海上能源與海上風電技術創新的突破。

    這恰恰來自于粵港澳三地差異化發展的“梯度勢能”。港澳長于基礎研究與高端服務業，廣東擁有完善的制造業基礎與廣闊的消費市場。

    李東生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的關鍵在于消除大灣區內部不均衡發展，打破行政壁壘和區域限制，在優勢互補格局中整合各種要素，實現大灣區兩岸三地的深度融合、分工合作、錯位競爭、協同發展，釋放更強的發展能級。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主席、香港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也表示，香港的創科機構和大學在上游科研有一定實力，但在科技成果商品化、促進中下游產業鏈深度拓展方面缺乏空間。

    他建議，港深企業家可透過共建共享大型創科基礎設施，以及在重大科技項目上加強合作，配合香港知識產權保護和國際市場優勢，為大灣區創新科技發展發揮引領作用。

    澳門大學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澳門產學研合作促進會會長余成斌認為，粵港澳三地一個共識就是推動產學研合作。“科技創新要以企業來主導，企業也要多與大學機構來合作。”

    余成斌的思路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不謀而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后，澳門一直努力利用自身優勢推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