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儒家文化圈”國家生育率偏低，但由此將其低生育率歸咎于“文化傳統”，這顯然不能服眾。

    9月2日，被提名出任要職的韓國著名女經濟學家趙成旭，在韓國國會聽證會被某議員當眾斥責“不生孩子就是罪過”，一時間在韓國引發軒然大波。

    2067年韓國老齡化或將世界第一，近一半人口為老人。

    被罵得一頭霧水

    趙成旭今年55歲，是首位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韓國女性，在韓國經濟學界素有名望。她目前是韓國首爾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剛剛被提名接任韓國公平貿易委員會主席要職，正在韓國國會接受提名聽證程序。

    可就在聽證會上，她被韓國傳統保守右翼政黨——自由韓國黨議員鄭甲潤當堂斥責“不生孩子、未對這個國家盡到責任”。
事實上，這位女“學霸”至今未婚，自然談不上生兒育女，鄭甲潤的這番“大哉之言”對她而言，也顯然有些不知所云。

    但至少鄭甲潤本人是“知所云”的：他的自由韓國黨在由大國家黨、新世界黨、新國家黨更為現在名稱（該黨自2012年以來多次改名）之前，黨內許多政要就每每公開發表“女性應該回歸家庭和傳統角色，這樣才能拯救這個國家”之類“名言警句”，并一再引發爭議。

    都是出生率惹的禍

    有分析家認為，這一切都是出生率惹的禍。

    韓國統計部門日前發表數據顯示，2018年韓國生育率自1970年開始統計以來首次跌破1，到了0.98，創下世界較大國家和地區（人口1000萬以上）生育率的最低紀錄。

    這里的生育率，正式名稱為“總和生育率”（TFR），指一名婦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總數。通常而言，一個國家總和生育率只有不低于2.1，才能達到所謂“世代更替水平”。達到該水平，國家的財政稅收才不至于因人口下降而遞減，其社會福利體系也不至于因納稅和繳納福利金數量減少而崩潰。

    目前全球TFR值為不到2.5，由較發達國家組成的經合組織（OECD）的TFR平均值則為1.68。在韓國公布“破1”數據前，TFR公布數值最低的是新加坡（0.84）。如今韓國則成了“接棒者”。

    想當年，韓國TFR值高達4.54，以至于引發公眾和政府對“人口爆炸”擔憂，也不過是1971年的事，難怪鄭甲潤等人如此緊張以至于當眾失態。
韓國《國民日報》指出，2018年全韓國30歲上下女性同比減少5%，新生兒（32.69萬）同比減少8.6%，死亡人數（29.89萬）同比增加4.7%。

    一方面是壽命不斷延長，另一方面是新生兒人數不斷下降，盡管2018年韓國凈增加人口仍有2.8萬（增幅同比降低61.3%），但老齡化程度卻在加速惡化。

    “政策引導”就行了嗎？

    鄭甲潤們希望通過“政策引導”和“鼓勵加鞭策”，把韓國女性趕回家庭，趕回“生兒育女的火熱前線”。這番想法在全球飽受生育率下降、老齡化程度加深影響的國度不乏知音。

    調查顯示：四成未婚韓國人認為買房“不現實”。

    問題在于，“政策引導”就行了嗎？

    2018年版CIA《世界概況》顯示，TFR值最高的10個國家全部來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中尼日爾（6.35）和安哥拉（6.09）在6以上；TFR值較低的國家則普遍經濟發達，如美國為1.8左右，德國1.5，日本1.4……經濟文化越發達，生育率越低，已成普遍規律。

    有分析家根據數據指出，東亞“儒家文化圈”國家生育率偏低，并由此將這些國家的低生育率歸咎于“文化傳統”，這顯然不能服眾——儒家文化以“忠孝”為核心，以“宗廟”為紐帶，傳統上最重生育和繼嗣，歷史上一直是高生育率地區。

    具體到韓國、日本，直到上世紀70年代都還為生育率過高發愁，而由“生育率過高”到“生育率過低”的轉折，則發生在區區不到50年間。

    這不到50年恰是東亞“儒家文化圈”經濟騰飛、社會進化加速的時段。由此可見，東亞低生育率的現狀和全球其他地區，遵循同樣的演變規律。
國外多名知名人口學者指出，兒童死亡率降低、避孕工具更普及、更多婦女接受高等教育和投身工作，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三大根本原因。“生不起”“福利不夠”等固然也是原因之一，但“重要性順位”卻低得多。

    鄭甲潤們一味高談闊論“回歸傳統”是緣木求魚，有些“好心人”出的主意恐怕也是隔靴搔癢。

    那么，拿低生育率就沒轍了？并不是。

    按照人口學者分析，發達國家還可通過吸引第三世界移民來抵消低生育率的影響，但從長遠看，人類恐怕要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社會發展結構、模式和生產生活方式，以適應“不可逆”的低生育率和高齡化社會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