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任委員朱征夫，將在新一屆任期內，繼續與假貨治理“死磕”。

    3月2日，朱征夫在參加中國青年網主辦的 “兩會大家談”視頻訪談節目時透露，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他將提交《加大對制假售假的打擊力度的提案》。

    朱征夫表示，中國經濟正在經歷轉型升級的爬坡過坎的關鍵時刻，假貨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毒瘤，威脅著誠信體系建設。

    因此，加大假貨源頭治理，全社會要形成合力，對假貨跨國境多平臺流竄等問題加大解決力度。

    提案：假貨跨國境跨平臺流竄

    需加大源頭治理力度

    朱征夫介紹，今年兩會上，他將提交《加大對制假售假的打擊力度》提案，呼吁無論是電商平臺、社交平臺、線下渠道、線上渠道，全社會要形成合力，尤其是跨平臺跨國境、多渠道、線上線下并發的售假新形態，對制售假犯罪的嚴厲打擊，加大制售假的源頭治理。

    全國兩會之際，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左二）再次就打假問題，提出建議。

    “治理假貨如同治理酒駕，不對制假行為作最嚴厲的遏制，治理假貨也就無從談起”，朱征夫說，要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并加大對制售假人員的經濟懲罰，發揮立法對制售假犯罪產生威懾和預防作用。

    同時，也要完善制售假違法犯罪的行刑銜接制度，未構成刑事案件的售假人員納入行政管理范疇，再犯則再犯進入司法階段則加重處罰，形成售假重罰的閉環，不放過任何一個售假主體。

    朱征夫表示，必須推行對從生產端擴大到銷售端、倉儲端、運輸端等范疇的行業禁止的處罰。在立法、執法、司法三方聯動，加大制假售假行為的刑罰力度，才能從源頭上治理假貨。

    連續兩年提打假提案

    呼吁制假直接入刑

    作為連任的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今年提交的這一“打假”提案，也是對去年《關于對制假售假行為加大打擊力度的提案》的延續。

    為深入了解假貨產業帶現狀，今年2月，朱征夫隱藏身份，在某皮具城進行了一場暗訪調研，親眼目睹了黑人朋友順利完成了一筆假包“國際貿易”。

    “簡直驚心動魄”，他萬萬沒想到，假皮具就這樣在公眾眼皮子底下野蠻生長。

    朱征夫敏銳意識到，線下假貨的問題必然蔓延到線上，“這是整個社會怎么構建誠信體系的問題，要對假貨人人喊打”。

    畢竟，無論是低價或者消費者的虛榮心，都是因為市場本身存在某些問題，才有了假貨存活的土壤。

    “假貨已經成為了整個社會的毒瘤”，朱征夫認為，其根源在于誠信缺失，這一源頭在于線下的經濟問題，會危害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

    因此，他今年再次提交“打假”主題提案，提議要加大對假貨源頭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門檻，推動制假行為直接入刑。

    學者：假貨已成社會毒瘤

    打假也是供給側改革

    除了讓朱征夫“驚心動魄”的假貨皮具城，近期輿論關注的河南假冒避孕套、貴州灌裝假茅臺、莆田假鞋鬼市等，都充分證明了假貨產業帶打而不絕，難以根治。

    “制假是個人一夜暴富，對當地經濟的破壞很大。”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阿拉木斯指出，消費比例的增長，就一定會對供給側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打假也是供給側改革。

    因此，不重拳打擊假貨，市場信心就建立不起來，導致大量消費者通過購買假貨或者海外消費滿足自己，“對于消費者本身、就業以及整個經濟都是不利的”，阿拉木斯說。

    然而夾雜在政策、法律、經濟、社會發展乃至人性中間，假貨治理的難度比想象中要復雜得多。

    正如《2017阿里巴巴知識產權保護報告》所述，雖然2017年，在執法機關、品牌權利人、消費者等社會各界共同參與下，網絡假貨治理取得了歷史性突破，但實踐也證明，制售假行為不會因為一時的重視而禁絕，制假售假者一定會變換各種方式，對抗法律和監管。

    在“兩會大家談”視頻訪談的現場，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孫軍工也表示：“對于假貨問題我們應該全方位的考量它對中國經濟乃至中國社會治理帶來的全方位的沖擊和影響，只有這樣認識假貨問題，我們再深一步的去討論建立現代化的經濟體系，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基礎的一些元素，這樣趨利避害，我們才能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